在能源领域，我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工作，2023年7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摆在突出位置，有力促进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为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这为新时代我国能源高质量跃升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能源需求还将保持刚性上涨，另一方面，节能减排的现实需要进一步约束了化石能源的发展空间，二者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只有实现能源转型，才能在根本上实现经济高效低碳发展。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转型是重要抓手，能源安全是前提约束。立足长远统筹谋划，我国的能源转型应从五方面入手，着力解决能源发展中的总量短缺、供需错配、成本高昂、后劲不足、利用粗放等问题，全方位保障能源安全。
第一是解决能源总量短缺问题，确保供应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整准确理解我国能源的资源禀赋，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传统意义上讲，“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但按照当前开采水平，我国煤炭储采比仅37年，石油储采比仅18年，天然气储采比也仅剩43年。可见，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不仅不利于能源独立的实现，还容易造成长期能源短缺之困。与化石能源不同，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双碳”目标实现等牵引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和太阳能并网装机容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且从储量上来看，当前已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未来开发潜力巨大。因此，应正确认识到，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也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开发可再生能源，既符合能源发展轨迹，又能有效减小环境压力，是缓解能源供应短缺、保障能源需求的重要战略选择。同时，也应认识到，“先立后破”具有长期性和阶段性，化石能源的减退建立在可再生能源的安全替代上，化石能源稳定性强的特征与可再生能源间歇性、波动性等不足可以形成协调互补，从而提升能源系统的韧性，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保障长远的能源安全。
第二是解决能源供需错配问题，确保配置安全。我国传统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造成了长期以来能源供需错配的局面。从资源分布上看，我国76%的煤电资源分布在西北地区，70%的水电资源分布在中部和西南地区，风力发电和发电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而70%的电力需求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逆向分布特征十分突出。解决能源大范围配置问题依赖于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发展。截至2022年底，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共建成“十六交二十直”共36条线路，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提高了输电系统的灵活性。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靠天吃饭”和间歇性的特点，一旦出现故障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断供风险。因此，在解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远距离输送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多能互补、源网荷储、商业储能等技术，构建安全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同时，还应打破以往以省际作为划分的电网发展格局，形成联系更为紧密的坚强电网平台，提升省际电网之间互联互通、余缺互济的水平。
第三是解决能源成本高昂问题，确保价格安全。作为油气进口大国，我国对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十分敏感。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原油和在我国能源进口中占比高达66%，是主要的能源进口品种。受国际市场持续上涨的石油、价格影响，2022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进口数量虽然较去年减少了0.9%和9.9%，但进口金额分别上涨了48.1%和30.1%。可见，当能源定价权旁落，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将导致本国负担更多的能源成本。保障能源价格安全需要加快能源独立进程，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并寻求机遇市场机制的能源价格，确保成本可接受的能源供应。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不断提高，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化交易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入手，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支撑模式。一方面，电力交易应从传统的统购统销模式逐步转向市场经济思维模式，逐步建立起“中长期交易为主导+现货交易为补充”的市场化机制，管住中间，放开两头，赋予购电方和发电方更多的选择权，由供需关系决定电价。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进行引导，通过制定价格政策调节市场和稳定市场，从而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进一步释放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
第四是解决能源长期发展问题，确保战略安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碳中和承诺，我国的经济社会必将经过长远而深刻的变革，能源安全将是长久性议题。与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相匹配，基于化石能源的高碳型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体系也面临重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根本，在碳中和语境下，产业结构应逐步向低碳化、绿色化转型，这不仅要求对现有的落后产能进行低碳化改造，也要求发展新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走上低碳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带来基础设施新建需求的同时，也要求基础设施加速绿色化，尤其是以5G、充电桩、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既是赋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碳中和过程中需要节能降耗的关键领域。
第五是解决能源粗放利用问题，确保生态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意味着在保留化石能源“压舱石”地位的同时实现能源利用的清洁化和高效化，更高质量地做好节能工作。一方面需要煤电技术的创新发展，积极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并推动煤炭从单一的燃料属性转向“原料+燃料”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减少煤炭利用产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则应考虑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平衡，利用CCUS（碳捕集、封存、利用）/CCS（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手段和自然碳汇功能将已排放的二氧化碳封存和固定起来，从而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