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近几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数次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并认定未来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在这样的主观臆断下，美国认定要在高科技等关键敏感领域和中国彻底“脱钩”，并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加快“去中国化”。
以芯片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是美国联合其盟友与中国彻底脱钩的典型例证。从制裁中兴到打压华为，从逼迫台积电将工厂搬移至美国到想方设法阻扰中国获得光刻机技术和设备，以及“中国芯片最先进只能止于14nm,而美国可以5nm”的喧嚣尘上，等等。中美半导体与芯片之争已经成为两国在高科技领域斗争和大国竞争的缩影。
那么，谁会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和脱钩的下一个“半导体”？有人认为是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在国内也称为新能源产业）。近年来，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美国精英一致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业上的能力和规模实力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能源产业是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下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驱动的时代，美国是绝对不能容忍中国在该领域领先美国。于是，美国政界近来不断出现“打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必须在该领域与中国脱钩短链”的杂音。
针对上述现象，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成先生和同事近期写了一篇“可再生能源不应成为中美竞争的下一个‘半导体’”的文章。该文的观点相对客观中立，见解独到。清泉做了整理，分享如下：
《通胀削减法》（IRA）是美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该法案在未来十年提供了价值3000亿美元的补贴，以刺激低碳转型和陆上可再生能源制造。虽然将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带回美国石油业是一项重大成就，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可以在不破坏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而中国是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上，华盛顿和北京面临抉择，到底是为促进低碳转型创造合作空间，还是为了战略竞争而脱钩。盲目的相互依赖会造成能源安全风险，而公开的脱钩会减缓绿色低碳技术的部署实施，并危及全球气候议程。在见证了半导体（芯片）行业的破坏性脱钩之后，中美两国在做出有关可再生能源制造的地缘政治推动力的决定之前，必须权衡成本和收益。
清洁技术制造能力集中在中国，这给西方国家的首都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如下图，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比欧佩克在石油方面的领先优势大得多，欧佩克的13个独立国家控制着全球石油产量的40%左右。中国还生产超过50%的锂和镍，以及大约70%的钴—对可再生能源制造至关重要的矿物—将中国的领先地位扩大到上游。此外，俄罗斯最近对能源依赖的武器化加剧了西方领导人对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及其潜在国家安全影响的焦虑。
然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类比充其量是不完美的。与化石燃料不同的是，化石燃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禀赋，而可再生能源几乎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产生，大大降低了能源出口国的影响力。此外，化石燃料是消耗品，可以随时因政治冲突而中断。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技术一旦部署，就会不断产生能量，这意味着今天的美中冲突不会阻止昨天安装的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无论这些电池板是在哪里生产的。
拜登政府加快美国低碳转型的雄心壮志，同时尽量减少国家安全威胁，这需要一个微妙的平衡行为。两国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与可再生能源合作相关的具体经济和安全风险，并通过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协商制定缓解计划。正如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最近所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拥有自己的能源安全。同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允许中国公司和中国商品进入市场。有人可能会说，虽然技术可能有一个来源国，但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不取决于谁建造了更多的制造能力，而是取决于地球能以多快的速度减少其碳足迹。
围绕福特汽车与宁德时代（CATL）在密歇根州建造价值35亿美元的电池厂的合作所产生的争议，或许最能说明审议的紧迫性。宁德时代在密歇根州建立一个价值35亿美元的电池厂。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人乔—曼钦(Joe Manchin)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共和党人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都以国家安全问题和经济利益为由，发誓要破坏这项交易。尽管有政治上的阻力，福特—宁德时代公司的合作也许只是美国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一系列潜在合作的开始。随着全球最大的两个排放国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平衡可再生能源合作和战略竞争不仅对双边关系有影响，而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有影响。
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转型正在加速。2022年，低碳能源转型项目和产品的总投资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美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在蓬勃发展，但该国仍然没有制造足够的设备来满足国内需求。2021年，美国只生产了5千兆瓦（5G瓦）的太阳能电池板，而整个行业的安装量超过了20千兆瓦（20G瓦）。为了利用IRA提供的激励措施，并实现拜登政府设定的碳中和目标，美国需要加快其可再生能源转型。
正如人们广泛注意到的那样，如果与中国脱钩，美国的低碳转型将可能是缓慢和昂贵的。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已经在全球绿色技术的供应链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正如三菱公司（美洲）的首席执行官最近所说，“美国要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获胜，就不能在日本或美国建造一切。”利用中国制造商的规模和专业知识，将是美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这一“赶超型”行业通过全球市场满足国内供应的关键。然而，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双方内部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
除了能源安全问题，在大国竞争的时代，不断升级的技术民族主义是任何双边合作需要克服的另一个障碍。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公司通过在美国制造而从IRA补贴中获益越来越感到震惊，认为美国的税收不应该奖励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者。然而，限制性贸易政策不会帮助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超越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下蓬勃发展。
相反，为了更好地竞争，美国需要借鉴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经济体的玩法，它们都是从技术后进者演变为出口大国的。鼓励外国公司在国内建立装配线，不受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考虑的影响，最终帮助这些国家通过培养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内供应链集群而提升了价值链。因此，判断IRA的成功与否，不应只看中国公司是否会受益，而应看新的投资是否能通过培养当地的供应链集群，使美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更具竞争力，而不论这种投资的来源。
虽然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参与国内可再生能源供应链感到震惊，但他们的中国同行也表示了保留意见。福特与宁德时代的合作据说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审查，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领域的跨境投资的控制。中国商务部已将先进的光伏硅片技术列入限制出口技术清单草案。中国很想利用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来扼制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尤其是在被华盛顿及其盟友拒绝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之后。然而，这样做可能会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全球扩张起到反作用，并危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3// 如果没有战略远见，可再生能源产业很容易成为继半导体之后下一个大国竞争的受害者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防止美中清洁技术合作变成 “下一个半导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面临日益严峻气候挑战的全球家园的命运至关重要。如果处理得当，美中在清洁技术领域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推动前两大排放国的碳减排，建立信任，并为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奠定基础。然而，如果将其作为另一个零和竞争的战场，以贸易限制和技术脱钩为形式的相互敌视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并破坏全球气候议程。
从双边角度来看，美中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将为贸易谈判创造积极的动力。通过追究公司的责任，无论其来源国如何，美国政府将在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树立一个规范合作的榜样，并展示其负责任竞争的诚意。同时，许可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做法，激励中国政府重视知识产权。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为外国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实施商业知识产权保护，这样做可以使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要求中方采取对等措施。毕竟，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商业利益远远大于中国在美国的利益。
如果没有战略远见，可再生能源产业很容易成为继半导体之后下一个大国竞争的受害者。相反，可再生能源产品应该被认为是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半导体等技术不同。一个低碳的、可持续的未来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奖赏”。虽然地缘政治竞争可以持续几十年，但气候行动现在就需要。两国的决策者需要有战略眼光和胆识，设定竞争的界限，为合作留下空间，以避免有害的竞争，从而导致人类的确的未来走向灭亡。
最后想说，今年三月份在美国出差时，有幸与李成老师碰面。其儒雅的风格、犀利的思维、利他主义的胸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清泉需要向李成老师持续学习，也祝愿李成老师持续为中美关系拨云见日、走向正轨发挥独特作用。